我，顾阳，竟然重生回了1990年的香港。上一秒还在2023年的病房里听着《狮子山下》缅怀那个辉煌时代-6，下一秒就成了这个同样叫顾阳的落魄音乐人。镜子里的脸年轻却憔悴，住在油麻地逼仄的唐楼里，手边只有几盘过时的录音带。外面是霓虹闪烁的黄金时代尾声，许冠杰、张国荣的歌声从街头巷尾传来，可我清楚记得，这繁华底下暗流涌动——乐队青黄不接，唱片业即将受到数字浪潮冲击，好多有才华的地下乐队连饭都食不饱-1。这不，房东又在拍门催租了。

机会来得猝不及防。我在庙街嘈雜的大排档，听见几个后生仔边食边弹唱，声音里有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像极了记忆里某个传奇的影子。一打听，居然是还没出头的Beyond乐队成员黄佳驹和他兄弟-1。他们刚自费开完演唱会，亏到阿妈都不认得，被家人骂到臭头，仲要还银行债-1。我心脏怦怦跳，知道历史就在这里岔开了一条小路——原作里，他们还要熬几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兜里仅剩的钱帮他们结了账，鬼使神差地说了句：“你哋把声，唔应该埋没喺呢度。我度有份电影插曲嘅工，啱唔啱？”-1

就这样，我，一个重生香港音乐教父，用先知先觉撬动了第一块命运齿轮。我哪是什么教父，不过是把脑海里未来会大火的旋律，“提前”写了出来而已。我把那首本该属于电影《天若有情》的旋律交给了他们-1。看着黄佳驹他们接过简谱时眼里的光，我仿佛看见一条全新的河流开始奔腾。这次合作，不止救了他们的急，更让我悟到，重生香港音乐教父的使命，不是抄袭历史，而是要为这些差点被现实磨灭的声音，搭一座过河的桥。当时香港乐坛，主流被巨星把持，地下音乐想上位难如登天，太多像太极乐队、草蜢仔那样的组合，要么等一个冠军，要么靠给巨星伴舞才能搏一点机会-1。这种断层，就是我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。

电影《天若有情》的杀青宴上，我见识了什么叫现实。导演杜琪峰在片场是暴君，在酒桌上却谈笑风生-1。投资人看着刘德华和周慧敏，嘴上客气，眼神却在嘀咕“话题太少”-1。我默默听着，知道这部电影会火，但它背后的音乐故事，本可以更精彩。我力排众议，没让还是新人的周慧敏唱主题曲，而是砸钱请来嗓音更有故事感的叶倩文-1。周围人觉得我傻，但我清楚，一首歌捧红一个人的时代来了，我必须让对的声线遇到对的歌。这便是我作为重生香港音乐教父要解决的第二个痛点：对抗那些短视的、只看眼前咖位的行业惯性，用精确的“预判”匹配，把每个人送到最能发光的位置。就像历史上真正的教父顾嘉辉，总能给汪明荃、罗文他们“量身定制”出最合适的金曲-9。

电影果然爆了。连带我经手的几首歌，一下子把我这个“顾老板”推到了台前。钱来了，机会也来了，但更大的焦虑也随之而来。我站在重新装修的工作室，看着窗外维港的夜景，心里却想着戴思聪的晚景——那位培养出王菲、黎明的真正教父，最后却因合约纠纷与爱徒反目，被骂作“吸血鬼”，郁郁而终-2。还有我记忆中那位“辉黄组合”里的顾嘉辉大师，他一生谦厚，作品等身，撑起了粤语流行乐的半壁江山-3-10。他离世时，整个乐坛都在悼念-8。两种教父的镜像在我脑海里打架。我害怕自己会不会也变成只顾抽成的商人，忘记音乐的初衷。

这时，一个叫陈晓东的年轻人找上门，怯生生地问能否跟我学唱歌。看着他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身无分文、恳求戴思聪减免学费的郑嘉颖-2。历史的轮回感让我心惊。我冇立刻答应，而是带他去食车仔面，听他讲屋企的困难，讲他的梦想。我想到，未来的乐坛，巨星制逐渐式微，唱片业萎缩，独立音乐人反而能通过网络找到生机。我要做的，或许不是再造一个垄断资源的“教父”，而是打造一个能让才华自由生长、公平变现的生态。比如，借鉴未来“版权代理”加“创作孵化”的模式，而不是签死板的长约。

于是，我做出了一个让手下人都觉得我痴线的决定：我成立了一个基金，用电影赚来的钱，去支持那些有潜力但冇资源的独立乐队和创作人。条款清晰，分成合理，不绑死人身约。我还定期搞些不对外开放的Livehouse交流，让玩摇滚的、玩流行的、玩实验的都能坐低倾下偈。有人笑我扮伟大，但我自己知，这系我作为重生香港音乐教父，必须去正面硬撼的第三个，也是最核心的痛点：如何打破旧时代师徒制、经纪约里的人身依附和利益剥削，在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尾声中，提前铺一条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路。我不想做下一个戴思聪或顾嘉辉，我想试试，能不能用重生的记忆，避免一些遗憾，催生一些新的可能。

故事未完。最近，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，署名韩三平-4。信很简短，却让我对着维港的夜色，抽了半晚的烟。北望神州，那边的市场正在苏醒，那是另一个更大、也更复杂的江湖。我手里的牌，除了那些还未面世的“金曲”，似乎又多了一张。但这次，我想慢慢出牌。毕竟，教父呢个名，太重了。我而家只想，好好做音乐，好好做人。浪奔，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-8，我这条重生的小鱼，能不能在这大势里，游出一点不一样的风景呢？话唔定啊。